作者简介:赖亚妮(1981—),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空间结构分析.E-mail: Lai.Yani@szu.edu.cn
LAI Yani,CHEN Chunmei,WANG Zhensheng,et al.The growth of urban centers in Shenzhen[J].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3,40(2):146-154.[doi:10.3724/SP.J.1249.2023.02146]
1.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2.鹏城实验室数学与理论部,广东深圳518055;3.深圳卓越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深圳 518026
1.College of 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2.Mathematics and theory department of Pengcheng Laborator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3.Shenzhen Excellence Urban Renewal Group Ltd. , Shenzhen 518026,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urban planning; point-of-interest; urban center; urban centrality index; spatial restructuring; Shenzhen
DOI: 10.3724/SP.J.1249.2023.02146
备注
作者简介:赖亚妮(1981—),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空间结构分析.E-mail: Lai.Yani@szu.edu.cn
引言
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体现在城市数量的迅速增加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1].在这一趋势中,原本高度集中的城市功能中心难以辐射城市整体,产生城市中心在空间上迁移、裂变,城市空间结构逐渐由单中心阶段走向多中心网络[2-3].多中心城市是由多个在空间上邻近但又相互独立的城市中心组成,各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城市中心体系.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能够产生更大的聚集外部性,并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目标,是城市发展的理想化结构模式[4].在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发展背景下,深入研究城市中心体系空间演变规律,探究城市中心体系的形态与功能变化,对于优化城市中心体系的规划引导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中心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对象.城市中心研究主要从形态与功能两个维度研究城市中心结构[5].形态中心反映诸如人口和城市设施等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6],强调城市的物理空间分布形式,主要通过城市要素的空间集聚来表示.功能中心体现为区域之间经济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联系,强调信息流动和功能相互依赖的程度[7],主要通过中心间的联系强度表示.在形态学角度,已有研究主要从人口、土地和就业岗位等要素的分布、要素的密度等探讨城市中心[8],而忽略了要素的功能多样性对城市中心构成的影响[9].
从研究数据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多基于经济普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调查问卷等数据进行分析,受制于数据空间单元偏大和时效性的局限,难以从微观尺度精确刻画城市空间结构.多源城市大数据所具备的高时效性、高空间精度和海量样本的特点,打破了原有数据限制,为城市中心体系研究的提供了新范式.有学者利用手机信令数据[8]、大众点评网数据[10]和兴趣点(point-of-interest, POI)数据[11-12]等空间大数据对城市中心体系的特征、城市多中心的验证、行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等内容进行研究,但缺乏对城市中心空间结构变迁分析和长时间跨度的城市空间演变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深圳市为案例,从形态角度对城市中心体系进行分析,将城市中心定义为要素密度和功能多样性显著高于周边地区,具备一定的规模且能够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的区域.利用2010—2019年POI数据,综合考虑空间要素的密度与功能多样性,构建城市中心性指数,利用空间聚类分析及阈值法识别不同年份的城市中心;通过区位熵对城市中心的功能类别进行判定,从空间格局、中心级别和功能类别等维度对深圳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分析;最后与既有城市规划进行对比,评估总体规划在引导城市中心体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针对规划失效形式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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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深圳在城市建设早期便提出城市多中心发展的目标.1982年,深圳在《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中首次提出多中心化发展的规划主张,并设立“二线关”,通过特区管理线将深圳市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两个部分,由此形成深圳原特区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二元化特征. 2010年,特区外宝安区和龙岗区被纳入特区范围,在特区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出台,提出要建立3级城市中心体系:2个主中心、5个副中心和8个组团中心.深圳市全市面积为1 997. 47 km2,2019年末常住人口1 343. 88万.由于生态控制区域禁止或控制建设活动,城市功能要素过于稀少且种类单一,故本研究区域为生态控制线以外城市建设区域,面积为962. 27 km2(图1).
1. 2 数据来源与处理POI数据是一种能代表城市功能要素的点状数据,能同时体现城市功能密度与多样性特征[11].本研究所用POI数据源于国内领先的导航地图公司——凯立德,涵盖深圳市2010、2015和2019年的POI数据,数据量分别为68 965、173 632和290 315条,包含POI的名称、类别和空间坐标等信息.参考已有研究对POI数据的分类依据与标准[12-14],并结合深圳市城市土地用途分类,对获取的原始POI数据进行梳理和分类,最终将POI数据根据城市空间功能分为10类,包括工业生产功能、居住生活功能、餐饮服务功能、购物服务功能、休闲娱乐功能、住宿服务功能、商务金融功能、行政管理功能、医疗健康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
图1 研究区域Fig. 1 Study area.
1. 3 构建城市中心性指数将研究区域统一划分为500 m × 500 m的栅格,以每个栅格为基本分析单元.综合考虑功能密度指数(D)与功能多样性指数(E),构建城市中心性指数(C),C值越大,表明其相对其他区域的中心性越强.C值计算步骤如下.
1. 3. 1 功能密度指数计算D能反映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状况,是衡量城市中心的一种常见指标[15].在本研究中,D反映城市功能要素在特定空间单元的集中程度,定义为单位面积内POI的数量.空间单元i中的功能密度指数(D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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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i是空间单元i内所有功能类别的POI总数;Ai为空间单元i的面积.
1. 3. 2 功能多样性指数计算E反映空间单元中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使用香农熵来衡量[16].香农熵数值越大,代表城市功能多样性越强.空间单元i中的功能多样性指数(E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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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POI的空间功能类别,采用小类分类结果,本研究设为40; P ij为空间单元i中j功能POI所占比例.
功能密度指数与功能多样性指数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指标,将其整合为单一指标需要进行规范化处理.将功能密度指数与功能多样性指数转化为量纲为1,且分布区间一致的序列[9].空间单元i中规范化处理后的功能密度指数(D*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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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max为功能密度指数的最大值.
考虑到空间单元内只存在一类功能要素时,中心性指数为0,掩盖了功能密度带来的异质性,需要进行赋值处理.选取赋值前功能多样性指数的非0最小值,定义只存在单一功能要素的空间单元的功能多样性指数为其数值的1/2,以保证功能多样性指数大小排序不变.E*i为空间单元i规范化处理后的功能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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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max表示同年份功能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Emin表示同年份功能多样性指数的非0最小值.
1. 3. 3 城市中心性指数综合考虑功能密度指数和功能多样性指数对城市中心判定的影响(图2),定义城市中心性指数为功能密度指数与功能多样性指数的乘积,以量化不同空间单元的中心性水平高低.空间单元i的中心性指数(Ci)为
Ci= D*i E*i(5)
其中,0≤C i≤1;0≤D*i ≤1;0≤E*i ≤1.
1. 4 城市中心识别与等级划分基于VASANEN等[17-18]的研究,通过空间聚类分析对城市中心进行识别.首先通过热点分析(Getis-Ord Gi*),获得中心性指数高值集聚的热点区域,将“热点区”显著性水平定义为1%.使用阈值来消除小规模且与实际无关的“中心噪音”,阈值为热点区域与研究区域POI总数的比例.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当阈值取0. 6%时,孤立和小规模的“中心噪音”基本消失,此时识别的城市中心边界较为合理.
图2 功能密度与多样性组合概念示意图Fig. 2 Conceptual schematic diagram of functional density and diversity for category 1 (green diamond), category 2 (purple triangle), and category 3 (red circle) functional elements.
依据所识别中心的面积规模和中心内POI要素占比情况综合确定中心等级,并对中心等级综合指标进行排序,城市中心i的综合指标(S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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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max表示该年份城市中心面积的最大值; Ni表示城市中心i覆盖范围内的POI总数;Nmax表示该年份城市中心覆盖范围内的POI总数最大值.依据深圳总体规划中对城市中心等级的划分,将城市中心等级依次分为城市主中心、城市副中心和组团中心.
城市中心的功能类别主要通过区位熵进行判定,区位熵反映了局部区域相对整体区域的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城市功能区位熵(Qji)表征j区域相对全市区域在i功能上的集聚程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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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ji表示j区域内i功能要素的数量;
表示j区域内所有功能要素的数量;
表示j区域内i功能要素的数量;
表示研究区域内所有功能要素的数量;
表示j区域内i功能要素的占比;
表示研究区域内i功能要素的占比.本研究定义城市中心功能区位熵最大且超过1. 2的功能类别为该中心的类型,如商务金融功能中心和居住生活功能中心等,其他则判定为综合型中心. -
2 研究结果
2. 1 城市中心性的空间格局从中心性指数的空间分布状况来看,深圳城市中心性空间格局呈现从原特区内集聚走向全市范围内均衡发展的总体特征(图3).2010年,中心性指数高值单元集中分布于原特区内区域与宝安中心、龙华中心和布吉等特区内外过渡地带;到2015年,中心性指数高值区域向公明、沙井、大浪、平湖和龙岗等北部区域扩散,中心性指数空间分布特征趋于均衡;该分布特征在2019年初进一步强化.
图3 深圳市(a)2010年、(b)2015年和(c)2019年中心性指数空间分布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entrality index in Shenzhen in (a) 2010, (b) 2015, and (c) 2019.
2010、2015和2019年深圳市中心性指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深圳市城市建设区域中心性指数均具备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Moran's I指数位于0. 50~0. 65, P值远低于0. 001.从2010年到2019年,原特区内空间单元城市中心性指数的Moran's I值逐渐增加,意味着原特区内区域中心性水平较高的空间单元继续集聚,中心性水平进一步得到强化.原特区外区域城市中心性指数的集聚程度逐渐降低,意味着原特区外中心性水平高值区域出现了均衡化发展趋势.2010年,原特区外中心性指数普遍较低,高值区域仅分布于宝安中心和龙华中心等区域,2015—2019年龙岗中心、横岗、石岩和沙井等多个区域出现中心性高值单元,因而降低了中心性指数在原特区外的整体集聚度.虽然原特区内区域中心性指数均值远高于原特区外区域,但原特区内外在中心性水平差距正在缩小.
表1 2010—2019年深圳市中心性指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Table 1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esults of centrality index of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9
2. 2 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特征及其变迁2010年识别出9个城市中心,2015年迅速增加至18个,到2019年,城市中心数量增加至21个(图4).从空间格局来看,城市中心体系呈现从原特区内向原特区外蓬勃生长的态势.2010年原有城市中心5个分布于原特区内区域,包括福田中心、罗湖中心、南山中心、莲花-梅林中心与西丽中心;4个分布于城市中间过渡地带,包括宝安中心、龙华中心、布吉中心和坂田中心.2010—2015年阶段是深圳城市中心体系生长最快的阶段.2015年新增9个城市中心包括:龙岗中心、石岩中心、松岗中心、沙井中心、横岗中心、福永中心、平湖中心、西乡中心和公明中心,全部位于原特区外区域. 2019年城市中心体系继续生长,原特区内区域形成沙河中心,原特区外区域形成大浪中心和新桥中心.中心体系的生长过程伴随中心边界的融合与独立,如新桥中心与沙井中心等新增城市中心的边界出现融合现象;莲花-梅林中心、福田中心区、罗湖中心区和布吉中心等原有边界融合中心,随着时间推移,从融合状态独立出来.
图4 深圳市(a)2010年、(b)2015年和(c)2019年城市中心识别结果Fig. 4 Identified urban centers of Shenzhen City in (a) 2010, (b) 2015, and (c) 2019.
至2019年末,深圳已形成“1主6副多组团”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福田中心区的中心等级综合指标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中心,被识别为城市主中心;宝安中心区、龙华中心区、罗湖中心区、南山中心区、龙岗中心区和布吉中心被识别为城市副中心;松岗中心、横岗中心和西丽中心等14个中心的综合指标较弱,被识别为组团中心.中心级别越高,数量越少,城市主中心、副中心和组团中心数量依次为1、6和14个;高等级中心被低等级中心环绕,如福田中心区被宝安中心区和龙华中心区等副中心围绕;龙华副中心又被大浪中心、坂田中心和石岩中心等组团中心围绕.从城市中心要素占比来看,深圳市各城市中心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图5).
新增中心的用地规模整体弱于原有中心(图6).福田中心区、宝安中心区、罗湖中心区、南山中心区和龙华中心区是用地规模最大的5个中心,面积在15 km2以上.新增城市中心用地规模处于发展阶段,面积普遍较小.就中心性水平而言(图7),除了原有的罗湖中心区、南山中心区、福田中心区和宝安中心区有相对优势,其他原有中心和新增中心的差异较小.深圳市2010—2019年各城市中心区位熵雷达图可扫描论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查看图S1.2010年,城市中心主要涵盖5种功能类型,如福田中心区和罗湖中心区为商务金融功能突出型城市中心;宝安中心区和龙华中心区等为购物服务功能突出型城市中心;南山中心区等为居住生活功能突出型城市中心,布吉中心为文化教育功能突出型城市中心;西丽中心为休闲娱乐功能突出型城市中心.至2019年,不少原有功能突出型中心如宝安中心区和龙华中心区等,对应功能区位熵降低,均向综合型功能中心转型.深圳市2010—2019年各城市中心的功能构成可扫描论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查看图S2.新增中心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健康等公共设施功能占比上整体低于原有中心,但差异程度随时间发展逐渐缩小.深圳早期发展规划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侧重于原特区内,城市功能发展较为完备;原特区外多为集体土地、旧工业区等,公共设施基础薄弱.随着原特区外大量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与配套设施的兴建,特区内外的公共设施差距逐渐缩小.
图5 深圳市2010、 2015和2019年的城市中心功能要素数量占比Fig. 5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core functional elements in Shenzhen in 2010, 2015, and 2019.
图6 深圳市2010、 2015和2019年的城市中心用地规模Fig. 6 Land use scale of urban center in Shenzhen on 2010, 2015 and 2019.
图7 深圳市2010、 2015和2019年的城市中心的中心性水平差异Fig. 7 The difference of centrality level of urban center in Shenzhen in 2010, 2015, and 2019.
2. 3 与规划城市中心结构的比较根据深圳市总体规划,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西、中、东3条发展轴和南、北2条发展带为基本骨架,规划了“2主5副8组团”的3级城市中心结构(图8).城市主中心的规划打破了行政边界,在原有发展基础上,规划了福田-罗湖城市主中心.基于高新技术、交通区位等优势,前海、后海和宝安中心三者统一被规划为新的城市主中心——前海中心,主要发展区域性服务与总部经济.5大副中心包括龙华中心、龙岗中心、盐田中心、坪山中心和光明中心.8个组团中心作为城市功能组团的综合服务中心,包括沙井中心、松岗中心、平湖中心、布吉中心、横岗中心、观澜中心、航空城中心和葵涌中心.
图8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 Fig. 8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Shenzhen city (2010—2022).
总体来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的空间分布较为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图9).2019年识别的21个城市中心中,有19个位于规划范围内,只有西丽中心和公明中心位于规划范围之外.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对这两个已经形成的中心加以重视,统筹规划.除此之外,也存在少数几例城市规划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形,如规划融合的中心在形态上未融合、规划新增中心尚未形成等.如前海中心本应由前海、后海和宝安中心组成,但现状实际只包括南山中心区和宝安中心区.规划尚未形成的中心包括盐田中心、光明新城中心、坪山新城中心、观澜中心、航空城中心和葵涌中心.这些规划中心功能要素密度较低,种类较少,中心性水平与规划定位存在较大差距,需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进行深入调研与分析,合理定位与统筹引导.
图9 基于规划的城市中心分类Fig. 9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center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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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基于历史POI空间数据,从空间格局、中心级别和功能类别等多个维度对深圳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分析,并评估了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多中心结构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深圳城市中心体系从原特区内向原特区外蓬勃生长,城市中心性空间格局呈现从原特区内集聚向全市范围均衡发展的总体特征;深圳已形成“1主6副多组团”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原有城市中心在面积规模、中心性水平和社会公平性功能占比等层面均强于新兴中心,但差异程度随时间发展逐渐缩小.深圳城市总体规划的引导、城市更新活动的实施、交通条件的改善均对城市中心体系的形成与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相关实证分析也显示出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北京、上海的多中心结构仍是主次中心结构,政策规划因素对北京、上海就业中心的影响不明显,城市就业次中心分布受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大[3].受服务业带动影响,北京市就业次中心主要分布在靠近城市主中心的位置;而受服务业和制造业带动影响,上海市就业次中心主要远离城市主中心分布.而深圳市则略有不同,其城市中心体系受城市规划影响较大.在城市多中心体系规划引导下,形成了包含主中心、次中心和组团中心的3级中心体系,但尚存在少数几例城市规划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形,主要包括规划城市中心在形态上未融合、规划内新增中心尚未形成和规划外新增城市中心3种形式.针对前两类规划中心,需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辨明其未能发展的具体原因,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如前海中心本应由前海、后海和宝安中心组成,但实际只包含南山中心区和宝安中心区.受地形与行政区划影响,前海位于南山中心与宝安中心辐射范围交界处,开发程度较低,发展存在严重滞后.后续城市空间规划需突破分区规划限制,以更高层次的定位来加强前海、后海和宝安中心的联系,促使其达到规划定位目标.对于第3类规划外新增城市中心,规划需考虑将其纳入城市中心体系中,如西丽中心、公明中心是规划中心外城市要素高度集中与丰富的区域,应将其纳入中心体系,并将其规划定位为城市次级中心,利用其较好的发展基础,加强与其他中心的联系,促使区域组团的快速发展.
相比传统数据,空间大数据能更全面真实反映城市空间结构,可以实时评估城市规划的实施状况,进而可以及时发现规划失效区域并通过合理手段引导其沿着规划目标发展.本研究基于POI空间数据在更精细的栅格尺度识别中心性水平高值聚集区域,有助于精准识别城市中心边界.基于不同功能类型的POI要素,采用中心性指数构建方法,对城市中心空间功能的类别进行界定与分析,有助于对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城市中心功能构成提出优化建议.由于数据局限,本研究未考虑POI体量与等级差异,且仅从形态学角度识别城市中心,未能对各中心间的功能联系进行进一步分析.后续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多源空间大数据,并从功能联系方面对城市中心体系进一步分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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